为什么爆红的老干妈坚决不用贵州辣椒

中国市场研究网www.hjbaogao.com.cn2016-09-06 11:35:42
内容摘要: 据了解,老干妈每年都会召开招标会,由中标企业供货,不过,“如果市场价高于你和他签订的供货价,你必须按照供货价供货,甚至亏本都要供。如果看你赚了点钱了,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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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老干妈每年都会召开招标会,由中标企业供货,不过,“如果市场价高于你和他签订的供货价,你必须按照供货价供货,甚至亏本都要供。如果看你赚了点钱了,有些人心理就不平衡了,就开始整你。尽管你有质检报告,他们说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经常把你的货压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又打电话让你拉回去,你不拉回去就给你烧了。当你把货拉回市场,这时的市场价格可能就掉下来了。20车货,每车都差不多20吨,没想到还亏了整整一车货,倒贴了50多万元。”

 

 

老干妈,贵州

  为什么爆红的老干妈不用家乡的辣椒?

 

  名噪中外的老干妈,能否为农产品产业化提供一条可循路径?这是《商界》记者走近贵州辣椒产业链,还原、剖析这一产业蓝本的初衷。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征,这使辣椒得到广泛种植和食用。而在辣椒最著名的产区——贵州遵义,至今还澎湃着种植、贸易、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遵义县虾子镇则是解读贵州辣椒产业的关键切口。这里的一切都围绕辣椒展开,也跟随辣椒而枯荣。记者辗转贵州多地,与当地辣椒业人士深入交流,发现曾经撑起当地农业半壁江山的辣椒产业,正遭遇诸多商业问题、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

 

  辣都主力军

 

  虾子镇的大街小巷都堆着辣椒,一群脸庞黝黑、手掌粗糙的妇女围在一旁,正对辣椒进行分拣、装包,多数餐馆的字号也都与“辣椒”或“辣都”有关。在虾子镇镇政府斜对面,“中国辣椒城”五个烫金大字挂在市场入口的拱门上,由于是销售淡季,市场上行人稀少,格外冷清。事实上,冷清的表象之下,一个庞大的辣椒产业风流涌动——这里已成为中国辣椒产业最大的集散地之一,有人告诉记者,光个体工商户就有1000多家。

 

  他们是贵州辣椒产业的主力军,他们每年从虾子镇出发,浩浩荡荡地奔向全国,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全国有辣椒的地方,就有虾子镇人,这可不是我夸张。”虾子镇镇政府辣椒产业办主任娄丹东告诉记者。

 

  真辣食品董事长陆久彬就是一例。1986年,陆从街头小贩做起,开始从事辣椒生意,他与辣椒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几乎跑遍了全国。完成资本积累后,陆瞄准了辣椒粗加工领域,2014年企业产值达8000万元,成为涪陵榨菜、郫县豆瓣等知名企业的主要供货商。

 

  这样的企业并不在少数,商业轨迹也有所类似,但更多的尚以家庭作坊形式存在,主要生产供烧烤、火锅店使用的辣椒面、辣椒段,或将辣椒直接去把、打包,销往全国。

 

  最近,在陆的名片上,新增加了另外两个身份:传泰实业董事长和遵义辣椒商会会长。传泰实业和辣椒商会都是新近成立的企业和组织。前者主要负责正在建设的“遵义辣椒物流产业园”的运营,该产业园由遵义市政府主导,投资30亿元,意在打造成中国最大、配套设施最全的辣椒物流园;后者则聚集了大大小小200多家个体工商户,要求每个会员发展500~1000亩种植基地,和农民签订回购协议,无偿提供种子,待辣椒收获之后,销售给包括16家会员单位在内的辣椒深加工企业,实现从田间一步到车间的工业化运作。

 

  商会的出现,让过去单打独斗的经销商成了一个集体,开始从粗放的市场形态向抱团靠拢。

 

  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由于贵州全省93%为山地,交通闭塞,辣椒种植面积正持续减少。2000年,“中国辣椒城”成为国家农业部定点市场之后,大批河南、河北、新疆等北方平原地带的辣椒蜂拥而至,而来自缅甸、泰国、印度的进口辣椒也猛然多了起来,由于其劳动成本、单价相对较低,对本土辣椒造成了极大冲击。

 

  “本地辣椒比过去至少减少了60%。”娄丹东说,“现在市场上的辣椒,很多都是虾子镇的人运来的。拿新疆来说,以前谁听说过新疆产辣椒?新疆的辣椒实际上就是虾子镇的人找当地农民种出来的。”

 

  在他看来,相比外地乃至进口辣椒,贵州的“虾子朝天椒”、“满天星52号”、“子弹头”等明星品种,普遍具有“香味重、辣度好、口感好”的三大特点。只是现在,虾子镇的优势已不再是辣椒本身,而是任何地方都不可企及的商业和交易基础。这也成为贵州辣椒人建设辣椒物流产业园的现实基础及未来诉求。

 

贵州,记者

  

 

  老干妈不用贵州辣椒?

 

  一瓶老干妈,让中国人知道了贵州辣椒的厉害,也让当地人品尝到了品牌价值和鲶鱼效应。2003年,遵义县凭借得天独厚的辣椒产业,和23亩土地无偿使用权、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了老干妈分公司落户遵义县南白镇。

 

  长期以来,老干妈对下游经销商坚持“先款后货”原则,而对上游供应商则是“先货后款”,由此保证了充足的现金流,飞速壮大了自己。2014年,老干妈产值突破50亿元,日产辣椒酱200万瓶,其品牌效应也让供应商们趋之若鹜。

 

  一位与老干妈有过合作的供应商告诉记者,2008年,他与老干妈签订了400吨供货协议,在他的设想中,如果这次合作顺利完成,可实现50万元纯盈利,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将此次失败总结为老干妈管理制度的缺失,却忽略了波动的市场价格。

 

  “存在灰色交易在所难免,比如,有一位河南供货商曾用低价拿到供货权,但这样的价格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辣椒,他就开始贿赂过磅人员,10吨的货能给你写成15吨。”最后东窗事发,当事人锒铛入狱。

 

  “供货商和老干妈的合作充满了矛盾,跟他合作,都很怕。像虾子、新舟、绥阳那些地方,跟他合作过的,现在基本没有来往了。”遵义辣椒商会秘书长吴荣说。

 

  另有经销商告诉记者:“老干妈在我们辣椒市场,基本上没有好评,我们对它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和它打交道。我们的辣椒销往全国各地,不指望老干妈一家。”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记者深入采访期间,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老干妈现在不用贵州辣椒,用的全是河南辣椒,原因只有一个,价格。

 

  “贵州辣椒在全国辣椒中都是最好的,价格基本维持在12~13元/斤,河南辣椒价格是7元/斤,一斤至少高出5块钱,1吨就是1万块,老干妈一年要用1.3万吨辣椒,所以他们知名度起来之后,就开始慢慢、慢慢地减少贵州辣椒,不断增加外地辣椒的用量,直到2011年彻底不用。消费者一般吃不出来,只有我们做辣椒的人才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销商告诉记者。

 

记者,产业

  但不管怎样,老干妈的成功,对辣椒全产业链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有媒体报道,产业链从业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次,它的成功也让一个与陶华碧同样长着一张胖乎乎圆脸的家庭主妇胡广芬备受鼓舞。

 

  就在陶华碧将她的辣椒事业进行产业化的那一年,胡广芬试图用10万元创业资金撬动辣椒财富,但7年时间下来,她创立的“贵三红”不仅败光了120万元家庭积蓄,还欠了80多万元外债,一度把自己逼上绝路。2005年,当一位超市集团采购员品尝过贵三红油辣椒之后,打来电话,签下了800万元的供货合同,这才将贵三红拉出濒临破产的泥淖。

 

  之后,贵三红与老干妈进行错位经营,除了与老干妈相似的瓶装辣椒酱,主打泡椒和辣椒休闲食品,2014年产值1.2亿元,只是,这样的产值相比老干妈的50亿元,多少有些不值一提。

 

  “贵三红的老总水平不是很高,现在才挖掘了一些职业经理人做品牌,以前她没有考虑过。”有熟悉胡广芬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除了贵三红,像“老干爹”、“乡下苗”、“苗姑娘”等类产品也开始出现。据了解,贵州现有130多家辣椒加工企业,占据了全国油辣椒70%的市场份额,只是,大多数品牌尚在起步阶段,同质化较为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同样,它们也不具备老干妈的天时地利,难以成为第二个老干妈,甚至由于行业竞争激烈,成活率不是很高,“遵义地区上规模的也就6、7家。”

 

  土地流转是个生僻词

 

  作为产业链最初的一环,辣椒的种植也正面临严峻考验。自虾子镇辣椒城建立以来,虾子镇政府一如既往地扶持辣椒产业,“做强辣椒产业”的标语在镇政府楼顶已经挂了多年。他们对辣椒城个体工商户至今免税,“每年只需缴纳4000元的水电、管理费用。”同时,对辣椒种植户补助300~400元/亩,鼓励农民种植本土辣椒。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贵州全省从事辣椒产业人员有460万之众,其中种植人数为300万,遵义县辣椒种植面积为40万亩,但这样的数据并无法与过去相媲美,补助政策也无异于杯水车薪,主要原因在于收入过低。

 

  种植户何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虾子镇朝天椒经过改良,亩产可从过去的2000斤提高到3000斤(3.5斤鲜辣椒可晒制成1斤干辣椒),干辣椒单价通常在12~14元/斤波动,由于贵州地形复杂,大多数农民也就种三亩、两亩,农民辛苦一年,收入在8000元左右,远远不如外出打工,也有些农民开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比如茶叶。

 

  在陶华碧的故乡遵义市湄潭县,茶叶的产值就已盖过辣椒,其将自己标榜为“中国茶城”,而在铜仁松桃通往遵义的高速公路上,“茶叶改变凤冈”的醒目标语,接二连三一晃而过,凤冈——这个曾经的辣椒重地,同样属于遵义市辖区。

 

辣椒,老干妈

  土地流转于贵州而言,尴尬之处则在于:土地不成片,根本无法实现机械化。

 

  “有点恼火。”陆久彬说。不过,在虾子镇辣椒产业办王姓监事看来,“贵州虽然多为梯田,但有些地方可以实现半机械化。”之前就有农民承包了几百亩土地,专门种植辣椒。

 

  据胡广芬介绍,她的企业有10万亩种植基地,她与土地承包户签订协议,制定保护价。当辣椒成熟之后,如果市场价高于保护价,就按市场价收购;如果市场价低于保护价,就按保护价收购。胡广芬认为,这是她最大的优势。

 

  尽管有协议在手,但也常常遭到市场挤兑,“一到收获季节,全国各地都来抢,竞争很激烈,有的供应商就故意抬高价格,就算你和农民有协议,也有人不卖给你。”胡广芬有些失望,因此大部分货源还得依靠市场和辣椒商会。

 

  自2014年9月9日遵义辣椒商会挂牌以来,已发展了7万多亩种植基地,但这远远不够,在吴荣的构想中,2015年,他们要在贵州全省,大面积推广经过农科院改良的朝天椒,起码要达到上百万亩的当量。

 

  而关于老干妈对外公布的四大辣椒生产基地的问题,在不少人看来,只是夸大其词,“有人给她编啊、吹啊,但真正落到基地上面,她可能没有基地。”

 

  对于这种说法,陶华碧的秘书刘涛予以否认,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如果没有生产基地,我们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可能不用贵州辣椒呢?肯定要用的。辣椒都在遵义。”当记者提出进一步采访要求时,对方表示不方便而挂断了电话。

 

  消失的年轻人

 

  除了辣椒种植、贸易、加工饱受诟病,当下遵义乃至云贵高原另一个内在写照,是劳动力的大量外流。有的涌向东南沿海,有的去了周边城市,而很多年轻人初中、高中毕业之后就步入社会,对土地毫无耐心。

 

  “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种地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据陆久彬介绍,这样的局面也因此产生了用工荒。每到辣椒收货季节,辣椒采摘工钱一路飙涨,但人手还是不够。“你今天出三毛钱一斤,是这些人,你明天把价钱提高到5毛,甚至8毛,也还是这些人。贵州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土地都一小块一小块的,摘完辣椒还要走几里山路,背到马路上,一天也只能赚七八十块钱。”

 

  从贵三红所在的三岔镇到老干妈遵义分公司所在的南白镇,只有15分钟车程,当记者赶到时,门口传达室的几位工作人员表示领导不在遵义,未让记者进门。适逢工厂放元旦假期,上百个20岁左右的工人走出厂门,在记者随机采访的五个人中,有三人表示“厂里不让在外面说”而快步离去。

 

  两位来自遵义市桐梓县的17岁女孩告诉记者,她们初中毕业后来到老干妈打工,公司采用两班倒的计件工资制度,每天要站12个小时,“累死了”。

 

  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据其透露,老干妈生产线至今还采用“手工灌瓶”的工序。她们每人每天要装约4000瓶,每月可拿到2000多元工资,不过工资要压一个月,二人工作半年多了,厂里还没有给她们买保险,“老员工才有”。工厂包吃包住,“吃的比家里好多了”。

 

  相比仍然工作在一线的另一班员工,她们无疑是幸福的,即便每人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手里拎着两个大口袋,回家的喜悦依然挂在脸上。

 

  矮个子女孩说,过了春节,她就18岁了,她想跟着村里的姐妹去广州打工。

 

  广州,于年轻、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她和她们而言,是繁华的大都市,那里纸醉金迷,霓虹闪烁,充满着梦想和欲望,也充满着背井离乡的哀愁。遗憾的是,那里的繁华与“村里的姐妹”无关,与她们同样无关。她们的前辈就像一个零件,被焊在流水线上,命运难以改变,她们自己的未来也早被踏成迷茫之路。

 

  她们匆匆走向马路对面,上车,车子开去,只见车站灯箱里挂着一张巨幅广告,青山绿水相间,云雾缭绕,一行大字跃然其上:遵义,一个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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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老干妈 贵州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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